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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龙应台“人生三书”之三：目送（彩插新版）》的七十四篇散文，写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朋友的牵挂、兄弟的携手共行，写失败和脆弱、失落和放手，写缠绵不舍和绝然的虚无。她写尽了幽微，如烛光冷照山壁。
这是一本生死笔记，深邃，忧伤，美丽。
龙应台说：“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惮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番而且
作者简介
龙应台，1952年生于台湾，华人世界率性犀利的一枝笔，33岁着手写《野火集》抨击时弊，21天内再版24次，对台湾甚至大陆发生深远的影响。34岁第一次做母亲，自称从此开始上“人生课”，且至今未毕业——龙应台“人生三书”《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目送》，是这堂“人生课”中的三本“作业”。
精彩书评
龙应台的《目送》是本难得的好书。在你看完前几篇，会产生一种感觉——不忍心读下去，读完了，就没得读了。
龙应台在《目送》中写的是她个人的情感。写她与儿子一起逛街时，儿子不愿跟她牵手过街，儿子大了，有了疏离感；写她母亲得了老人痴呆症，反反复复的问她是谁，写她与母亲逛街，母亲的那个爱美样子；写她与父亲同样在过街时，要牵她的手，而她已经人在中年，写她父亲最后病重生活不能自理时，由于佣人的疏忽，眼屎黏住了眼。等等。
龙应台的文笔优美而细腻，将这些生活中的点滴娓娓道来，那些情感也如流水般涌出笔端，跃然纸上。只是让人不禁为之唏嘘的是，父母老后的情形。我甚至觉得在美丽文字的背后，龙应台是不是也想到了她老时的情景？由此，你不得不想到自己。
这个社会是需要关怀老年人的。虽都说老人像孩子，但孩子是力的象征，而老，那是英雄迟暮，美人易老时。那是一个成年人不能掌握自身命运的时刻，那是垂垂老去等待死亡的时刻。那时，多少预示了人生的悲怆。或者，说的白一点，人，要有个好死！
我非常喜欢《（不）相信》中所写的，假如我笼统的隐晦的表达的话，那就是理想主义堕落为现实主义，而转向实用主义的过程。是理想沿着这一路线演变而归于世俗的过程。龙应台在文末引用了李叔同的话。我想他是尊重这位弘一大师的。我猜测，她应该非常佩服佛家的圆寂。因为这是将死亡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从容面对。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似乎应对那些主动舍弃者抱有尊敬之情。正像苏格拉底所说，“踏上死亡之途”与“继续存活”，“孰优孰劣”，“只有神明知道”。
当我们对生老病死充满疑惑时，李叔同在临终前“悲欣交集”四字绝笔及偈语或许告诉了我们他的人生体验。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以之，共勉！
——读者
目录
【代序】你来看此花时
【Ⅰ 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目送
雨儿
十七岁
爱情
山路
寂寞
（不）相信
(咨询特价)
明白
什么
共老
如果
跌倒——寄K
牵挂
胭脂
寒色
散步
为谁
俱乐部
回家
五百里
菊花
母亲节
两本存折
幸福
最后的下午茶
【Ⅱ 沙上有印，风中有音，光中有影】
寻找
忧郁
我村
海伦
火警
薄扶林
黑帮
金黄
杜甫
舞池
手镯
江湖台北
四千三百年
芥
普通人
首尔
Sophistication
雪白的布
星夜
卡夫卡
常识
淇淇
狼来了
新移民
蔚蓝
花树
乱离
时间
距离
苏麦
莲花
慢看
【Ⅲ 满山遍野茶树开花】
幽冥
缴械
年轻过
女人
假牙
同学会
关山难越
老子
走路
眼睛
语言
注视
关机
冬，一九一八
魂归
精彩书摘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桠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钩到过路行人的头发。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儿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做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忽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惮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番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惮我的落寞，仿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每个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铂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
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米。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惮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番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前言/序言
《你来看此花时》——龙应台
〔1〕
整理卧房抽屉的时候，突然发现最里头的角落里有个东西，摸出来一看，是个红色的盒子。
这一只抽屉，塞满了细软的内衣、手绢、丝袜，在看不见的地方却躲着一个盒子，显然是有心的密藏，当然是自己放的，但是，藏着什么呢？
打开盒盖，里头裹着一方黑色缎巾，缎巾密密包着的，是两条黄金项链，放在手心里沉沉的；一个黄金戒指、一对黄金耳环，一只黄金打出的雕花胸针。黄澄澄的亮彩，落在黑色缎面上，像秋天的一撮桂花。
我记得了。
她是个一辈子爱美、爱首饰的女人。那一天晚上，父亲在医院里，她把我叫到卧房里，拿出这一个盒子，把首饰一件一件小心地放进去，说：“给你。”
我笑着推开她的手：“妈，你知道我不戴首饰的。你留着用。”
她停下来，看着我，一时安静下来。
我倒是看了看她和父亲的大床，空着——父亲不知还回不回得来。床头墙上挂着从老家给他们带来的湘绣。四幅并排，春兰、夏荷、秋菊、冬梅，淡淡的绯红黛青压在月白色的丝绸上，俯视着一张铺着凉席的双人床。天花板垂下来的电扇微微吹着，发出清风的声音。这房间，仍旧一派岁月绵长、人间静好的气氛。
她幽幽地说话了：“女儿，与其到时候不知道东西会流落到哪里，不如现在清清醒醒地交给你吧。”
她把盒子放在我手心，然后用两只手，一上一下含着我的手，眼睛却望向灰淡的窗外，不再说话。
把盒子重新盖上，放回抽屉里层，我匆匆走到客厅，拿起，拨她的号码；接通了，铃声响起，我持着听筒走到面海的阳台，夕阳正在下沉，海水如万片碎金动荡闪烁。直直看出去，越过海洋越过山屿越过云层，一重一重飞越的话，应该是澳门，是越南，是缅甸，再超越就是印度，就是非洲了。台湾在日出的那头，其实是我站在阳台怎么都看不见的另一边。我握紧听筒，对着金色的渺茫，仿佛隔海呼喊：“是我，小晶，你的女儿——你记得吗？”
〔2〕
我喜欢走路。读书写作累了，就出门走路。有时候，约个可爱的人，两个人一起走，但是两个人一起走时，一半的心在那人身上，只有一半的心，在看风景。
要真正地注视，必须一个人走路。一个人走路，才是你和风景之间的单独私会。
我看见早晨浅浅的阳光里，一个老婆婆着腰走下石阶，上百层的宽阔石阶气派万千，像山一样高，她的身影柔弱如稻草。
我看见一只花猫斜躺在一截颓唐废弃的断墙下，牵牛花开出一片浓青艳紫缤纷，花猫无所谓地伸了伸懒腰。
夜色朦胧里，我看见路灯，把人行道上变电箱的影子胡乱射在一面工地白墙上，跟路树婆娑的枝影虚实交错掩映，看起来就像罗密欧对着朱丽叶低唱情歌的那个阳台。
我看见诗人周梦蝶的脸，在我挥手送他的时候，刚好嵌在一扇开动的公交车的小窗格里，好像一整辆车，无比隆重地，在为他作相框。
我看见停在凤凰树枝上的蓝鹊，它身体的重量压低了缀满凤凰花的枝桠。我看见一只鞋般大小的渔船，不声不响出现在我左边的窗户。
我是个摄影的幼儿园大班生，不懂得理论也没学过操作，但是跟风景约会的时间长了，行云流水间，万物映在眼底，突然悟岛真正能看懂这世界的，难道竟是那机器，不是你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这世间的风景于我的心如此“明白”，何尝在我“心外”？相机，原来不那么重要，它不过是我心的注解，眼的旁白。于是把相机放进走路的背包里，随时取出，作“看此花时”的心笔记。
每一个被我“看见”的瞬间刹那，都被我采下，而采下的每一个当时，我都感受到一种“美”的逼迫，因为每一个当时，都稍纵即逝；稍纵，即逝。
〔3〕
在台湾、香港，新、马和美国，流传最广的，是《目送》。很多人说，邮箱里起码收到十次以上不同的朋友转来这篇文章。在大卢点击率和流传率最高的，却是另一篇，叫做《（不）相信》。
是不是因为，对于台湾和海外的人，“相信”或“不相信”已经不是切肤的问题，反倒个人中最私密、最深埋、最不可言喻的“伤逝”和“舍”，才是刻骨铭心的痛？是不是因为，在大陆的集体心灵旅程里，一路走来，人们现在面对的最大关卡，是“相信”与“不相信”之间的困惑、犹豫，和艰难的重新寻找？
很难说。每个人，来到“花”前，都看见不一样的东西，都得到不一样的“明白”。
对于行路的我而言，曾经相信，曾经不相信，今日此刻也仍旧在寻找相信。
但是面对时间，你会发现，相信或不相信都不算什么了。因此，整本书，也就是对时间的无言，对的目送。
编辑推荐
“龙卷风”增订新版--龙应台新版笔记《在时光里》，写于2013年2月16日旅途中，重新观察，再度“认识”18岁成年后的早已超过1米84的大儿子安德烈（27岁），以及1米80的小儿子菲力普（23岁）。
两代共读的36封家书--华人世界率性犀利的一枝笔，真诚袒露龙应台、安德烈母子两代的碰撞与交融，平等探讨心灵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龙应台“人生三书”之二：亲爱的安德烈（插图新版）》特别收入弟弟菲力普写给哥哥安德烈的信《谁说香港没文化》。
安德烈首次发表的照片--回过头，用心看看日益“远去”的父母，从18岁那一年算起，忽忽又是一个10年。《龙应台“人生三书”之二：亲爱的安德烈（插图新版）》特别新增安德烈第一次披露的照片，追踪记录安德烈成长的青春。
华语世界榜首畅销书--停下来，重新认识突然“长大”的儿女，《南方周末》最受欢迎的专栏之一，继《野火集》后，龙应台这堂“人生课”中的三本“作业”（《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与《目送》），持续畅销两岸三地及华人世界。
内容简介
《龙应台“人生三书”之二：亲爱的安德烈（插图新版）》 ：两代共读的36封家书 + 龙应台新版笔记 + 安德烈首次发表的照片 + 华人世界各地读者的感动来信。
“亲爱的安德烈……”，“亲爱的MM……”
龙应台离开欧洲的时候，安德烈14岁。当她卸任台北市政府的工作（马英九市长亲自前往德国邀任的首任文化局长，任期内推动本土文化、树木保护等措施），重新有时间陪家人过日子的时候，安德烈已是1米84高的18岁青年大学生，有了驾照，可以进出酒吧，脸上线条棱角分明，眼神宁静深沉，透着一种独立的距离，手里拿着红酒杯，坐在桌子的那一端，有一点“冷”地看着自己的妈妈。
他们是两代人，年龄相差30多岁；他们也是两国人，中间横着东西文化。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没有关系，但龙应台无论如何要认识成熟的高校青年安德烈！
从此，他在德国，她在香港，他到香港，她到台湾，母子俩用了长长的3年时间相互通信--“18岁那一年”，“年轻却不清狂”，“我是个百分之百的混蛋”，“大学生哪里去了”，“为谁加油”，“你知道什么叫21岁”，“独立宣言”，“向左走，向右走”……平等得令人惊讶，坦率得近乎痛楚。
他们原来也可能在他18岁那年，就像水上浮萍一样各自荡开，从此天涯淡泊，但是他们做了不同的尝试--她努力了，他也回报以同等的努力。龙应台“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18岁的人”，安德烈“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
作者简介
龙应台，1952年生于台湾，华人世界率性犀利的一枝笔，33岁着手写《野火集》抨击时弊，21天内再版24次，对中国两岸发生深远的影响。34岁第一次做母亲，自称从此开始上“人生课”，至今未毕业，且成绩不佳--《亲爱的安德烈》与《孩子你慢慢来》、《目送》，是这堂“人生课”中的三本“作业”。
(咨询特价)年9月20日，是母子通信专栏开了3年之后，龙应台这样说安德烈：“我知道他爱我，但是，爱，不等于喜欢，爱，不等于认识。爱，其实是很多不喜欢、不认识、不沟通的借口。因为有爱，所以正常的沟通仿佛可以不必了。不，我不要掉进这个陷阱。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以认识成熟的安德烈。我要认识这个人。我要认识这个18岁的人。”
安德烈（Andreas Walther），1985年生于台湾，与首版《野火集》同龄，8个月大后移居瑞士及德国。2006年进入香港大学经济系，认为经济很“好玩”。
(咨询特价)年8月25日，是母子通信专栏开了3年之后，安德烈这样说妈妈：“MM，你跟我说话的语气跟方尸还是把我当14岁的小孩看待，你完全无法理解我是个21岁的成人。你给我足够的自由，是的，但是你知道吗？你一边给，一边觉得那是你的'授权'或'施予'，你并不觉得那是我本来就有的天生的权利！对，这就是你的心态啊。也就是说，你到今天都没法明白：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他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你的'别人！”
目录
【龙应台序言】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
【安德烈序言】连结的“份”
第1封信 十八岁那一年
第2封信 为谁加油？
第3封信 逃避国家
第4封信 年轻却不清狂
第5封信 对玫瑰花的反抗
第6封信 一切都是小小的
第7封信 有没有时间？
第8封信 我是个百分之百的混蛋
第9封信 两种道德
第10封信 烦恼十九
第11封信 阳光照亮你的路
第12封信 让豪宅里起战争
第13封信 向左走，向右走
第14封信 秘密的、私己的美学
第15封信 菩提本非树
第16封信 藏在心中的小镇
第17封信 你是哪国人？
第18封信 哪里是香格里拉？
第19封信 问题意识
第20封信 在一个没有咖啡馆的城市里
第21封信 文化，因为逗留
第22封信 谁说香港没文化？——菲力普给安德烈的信
第23封信 大学生哪里去了？
第24封信 下午茶式的教养
第25封信 装马铃薯的麻布袋
第26封信 孩子，你喝哪瓶奶？
第27封信 二十一岁的世界观
第28封信 给河马刷牙
第29封信 第二颗眼泪
第30封信 KITSCH
第31封信 两只老虎跑得慢、跑得慢
第32封信 政府的手可以伸多长？
第33封信 人生诘问
第34封信 你知道什么叫二十一岁？
第35封信 独立宣言
第36封信 伟大的鲍勃·迪伦和他妈
【龙应台新版笔记】在时光里
精彩书摘
第1封信 十八岁那一年
亲爱的安德烈：你在上听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刚刚赛完足球才进门，晚上要和朋友去村子里的酒吧聊天，明天要考驾照，秋天会去意大利，暑假来亚洲学中文，你已经开始浏览大学的人学资料……“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你说，“MM，你十八岁的时候知道什么？”安德烈，记得去年夏天我们在西安一家回民饭馆里见到的那个女孩？她从甘肃的山沟小村里来到西安打工，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赚两百多块，寄回去养她的父母。那个女孩衣衫褴褛，神情疲惫，脏脏的辫子垂到胸前。从她的眼睛，你就看得出，她其实很小。十六岁的她，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你能想象吗？十八岁的我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我住在一个海边的渔村里，渔村只有一条窄窄马路；上班上课的时候，客运巴士、摩托车、脚踏车、卖菜的手推车横七竖八地把马路塞得水泄不通，之后就安静下来，老黄狗睡在路中间，巷子里的母猪也挨挨挤挤带着一队小猪出来溜达。海风吹得椰子树的阔叶刷刷作响。海水的盐分掺杂在土里，所以，椰子树的树干底部裹着一层白盐。
我不知道什么叫高速公路。二十三岁时到了洛杉矶，在驶出机场的大道上，我发现，对面来车那一列全是明晃晃的白灯，而自己这条线道上看出去，全是车的尾灯，一溜红灯。怎么会这样整齐？我大大地吃惊。二十三岁的我，还习惯人车杂沓、鸡鸭争道的马路概念。
我不知道什么叫下水道。台风往往在黑夜来袭，海啸同时发作，海水像一锅突然打翻了的汤，滚滚向村落卷来。天亮时，一片汪洋，锅碗瓢盆、竹凳竹床漂浮到大庙前，鱼塭里养着的鱼虾也游上了大街。过几天水退了，人们撩起裤脚清理门前的阴沟。自沟里挖出油黑黏腻的烂泥，烂泥里拌着死鸡死狗死鱼的尸体。整条街飘着腐臭腥味。然后太阳出来了，炎热毒辣的阳光照在开肠破肚的阴沟上。
我没有进过音乐厅或美术馆。唯一与“艺术”有关的经验就是庙前酬神的歌仔戏。老人坐在凳子上扇扇子，小孩在庙埕上追打，中年的渔民成群地蹲在地上抽烟，音乐被劣质的扩音器无限放大。
渔村唯一的电影院里，偶尔有一场歌星演唱。电影院里永远有一股尿臊，糅着人体酸酸的汗味，电风扇嘎嘎地响着，孩子踢着椅背，歌星不断地说黄色笑话，卖力地唱。下面的群众时不时就喊，扭啊扭啊，脱啊脱啊。
游泳池？没有。你说，我们有了大海，何必要游泳池。可是，安德烈，大海不是拿来游泳的；台湾的海岸线是军事防线，不是玩耍的地方。再说，沙滩上是一座又一座的垃圾山。渔村没有垃圾处理场，人们把垃圾堆到空旷的海滩上去。风刮起来了，“噗”一下，一展脏的塑料袋贴到你脸上来。
我也不知道，垃圾是要科学处理的。
离渔村不远的地方有条河，我每天上学经过都闻到令人头晕的怪味，不知是什么。多年以后，才知道那是人们在河岸上焚烧废弃的电缆；我闻到的气味是“戴奥辛”的气味，那个村子，生出很多无脑的婴儿。
我不知道什么叫环境污染，不知道什么叫生态破坏。
上学的时间那样长，从清晨六点出门候车到晚上七八点天黑回家，六都要上课，我们永远穿鬃衣黑裙，留着齐耳的直发。我不知道什么叫时尚、化妆、发型，因此也不知道什么叫消费。是的，我没有逛过百货公司。
村子里只有渔民开的小店，玻璃柜里塞得满满的：小孩的袜子、学生的、老婆婆的内裤、女人的奶罩和男人的汗衫。还附带卖斗笠、塑料雨鞋和指甲刀。
我的十八岁，安德烈，是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年的台湾。你或许惊讶，说，MM，那一年，阿波罗都上了月球了，你怎么可能这样完整地什么都“不知道”？不要忘记一个东西，叫城乡差距。愈是贫穷落后的国家，城乡差距愈大。
我的经验是一个南部乡下渔村的经验，和当时的台北是很不一样的。更何况，当时的台北也是一个闭塞的小城啊。全台湾的人口一千四百万，“国民”平均所得只有二百五十八美。台湾，还属于所谓“第三世界”。
我要满十八岁的时候，阿波罗登上月球，美国和越南的军队侵入柬埔寨，全美发激烈的反越战示威，俄亥俄州有大学生被杀；德国的勃兰特总理上台，到华沙屈膝下跪，求历史的宽赦；日本赤军连劫机到了朝鲜而三岛由纪夫自杀。还有，中国大陆的“文革”正在一个恐怖的高潮。这些，我都很模糊，因为，安德烈，我们家，连电视都没有啊。即使有，也不见得会看，因为，那一年，我考大学；读书就是一切，世界是不存在的。
我要满十八岁的时候，台湾高速公路基隆到杨梅的一段才刚开始动工。
“联盟”在美国成立，蒋经国遇刺，被关了近十年的雷震刚出狱，台南的美国新闻处被炸，我即将考上的台南成功大学发了“共产党案”，很多学生被逮捕下狱。保钓运动在美国开始风起云涌。
那一年，台湾的“内政部”公布说，他们查扣了四百二十三万件出版品。
但是这一切，我知道得很少。
你也许觉得，我是在描绘一个黯淡压抑的社会，一个愚昧无知的乡村，一段浪费的青春，但是，不那么简单，安德烈。
对那里头的许多人，尤其是有个性有思想的个人，譬如雷震、譬如殷海光——你以后会知道他们是谁，生活是抑郁的，人生是浪费的。可是整个社会，如果历史拉长来看，却是在抑郁中逐渐成熟，在浪费中逐渐累积能量。因为，经验过讶的人更认识自由的脆弱，更珍惜自由的难得。你没发现，经过纳粹历史的德国人就比一向和平的瑞士人深沉一点吗？
那个“愚昧无知”的乡村对于我，究竟是一种剥夺还是给予？亲爱的安德烈，十八岁离开了渔村，三十年之后我才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明白了我和这个渔村的关系。
离开了渔村，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在往后的悠悠岁月里，我看见权力的更迭和黑白是非的颠倒，目睹帝国的瓦解、围墙的崩塌，更参与决定城邦的兴衰。当价值这东西被颠覆、被渗透、被构建、被解构、被谎言撑托得理直气壮、是非难分的地步时，我会想到渔村里的人：在后台把婴儿搂在怀里偷偷喂奶的歌仔戏花旦、把女儿卖到“菜店”的阿婆、那死在海上不见尸骨的渔民、老是多给一块糖的杂货店老板、骑车出去为孩子借学费而被火车撞死的乡下、每天黄昏到海滩上去看一眼大陆的老兵、笑得特别开畅却又哭得特别伤心的阿美族女人……这些人，以最原始最真实的面貌存在我心里，使我清醒，仿佛是锚，牢牢定住我的价值。
那“愚昧无知”的渔村，确实没有给我知识，但是给了我一种能力，悲悯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后面对权力的傲慢、欲望的嚣张和种种时代的虚假时，仍旧得以穿透，看见文明的核心关怀所在。你懂吗，安德烈？
同时，我看见自己的残缺。十八岁时所不知道的高速公路、下水道、环境保护、政府责任、政治自由等等，都不难补课。但是生活的艺术，这其中包括品味和态度，是无法补课的。音乐、美术，在我身上仍旧是一种知识范围，不是一种内在涵养。生活的美，在我身上是个要时时提醒自己去保持的东西，就像一串不能遗忘的钥匙，一盆必须每天浇水的植物，但是生活艺术，更应该是一种内化的气质吧？它应该像呼吸，像不自觉的举手投足。我强烈地感觉自己对生活艺术的笨拙；渔村的贫乏，造成我美的贫乏。
而你们这一代，安德烈，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网络让你们拥有广泛的知识，富裕使你们精通物质的享受，同时具备艺术和美的熏陶。我看你和你的同学们会讨论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正义问题，你们熟悉每一种时尚品牌和汽车款尸你们很小就听过莫扎特的《魔笛》，看过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去过纽约的百老汇，欣赏过台北的《水月》，也浏览过大英博物馆和梵蒂冈教堂。你们生活的城市里，有自己的音乐厅、图书馆、美术馆、画廊、报纸、游泳池，自己的艺术节、音乐节、电影节……
你们这一代简直就是大海里鲜艳多姿的热带鱼啊。但是我思索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你们这一代“定锚”的价值是什么？终极的关怀是什么？你，和那个甘肃来的疲惫不堪的少女之间，有没有一种关连？我的安德烈，你认为美丽的热带鱼游泳也要在乎方向吗？或者，你要挑衅地说，这是一个无谓的问题，因为热带鱼只为自己而活？
前言/序言
【龙应台序言--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
我离开欧洲的时候，安德烈十四岁。当我结束台北市政府的工作，重新有时间过日子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一百八十四公分高，有了驾照，可以进出酒吧，是高校学生了。脸上早没有了可爱的“婴儿肥”，线条棱角分明，眼神宁静深沉，透着一种独立的距离，手里拿着红酒杯，坐在桌子的那一端，有一点“冷”地看着你。
我极不适应--我可爱的安安，哪里去了？那个让我拥抱，让我亲吻，让我牵手，让我牵肠挂肚，头发有点汗味的小男孩，哪里去了？
我走近他，他退后；我要跟他谈天，他说，谈什么？我企求地追问，他说，我不是你可爱的安安了，我是我。
我想和他说话，但是一开口，发现，即使他愿意，我也不知说什么好，因为，十八岁的儿子，已经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在想什么？他怎么看事情？他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什么使他尴尬什么使他狂热，我的价值观和他的价值观距离有多远……我一无所知。
他在德国，我在香港。上的对话，只能这样：
你好吗？
好啊。
学校如何？
没问题。
……
假期中会面时，他愿意将所有的时间给他的朋友，和我对坐于晚餐桌时，却默默无语，眼睛，盯着，手指，忙着传讯。
我知道他爱我，但是，爱，不等于喜欢，爱，不等于认识。爱，其实是很多不喜欢、不认识、不沟通的借口。因为有爱，所以正常的沟通仿佛可以不必了。
不，我不要掉进这个陷阱。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以认识成熟的安德烈。我要认识这个人。
我要认识这个十八岁的人。
于是我问他，愿不愿意和我以通信的方式共同写一个专栏。条件是，一旦答应，就绝不能半途而废。
他答应了。我还不敢相信，多次追问，真的吗？你知道不是闹着玩的，截稿期到了，天打雷劈都得写的。
我没想到出书，也没想到有没有读者，我只有一个念头：透过这个方尸我或许可以进入一个十八岁的人的世界。
因此，当读者的信从世界各地涌入的时候，我确实吓了一跳。有一天，在台北一家书店排队付账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跟我握手，用低沉的声音说，“如果不是你的文章，我和我儿子会形同陌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和对方说话。”他的神情严肃，眼中有忍住的泪光。
很多父母和他一样，把文章影印给儿女读，然后在晚餐桌上一家人打开话题。美国和加拿大的父母们来信，希望取得我们通信的英文版，以便他们在英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们能与他们分享。那做儿女的，往往自己已是三四十岁的人了，跟父母无法沟通；虽然心中有爱，但是爱，冻结在经年累月的沉默里，好像藏着一个疼痛的伤口，没有纱布可绑。
这么多的信件，来自不同的年龄层，我才知道，多少父母和儿女同处一室却无话可谈，他们深爱彼此却互不相识，他们向往接触却找不到桥梁，渴望表达却没有语言。我们的通信，仿佛黑夜海上的旗语，被其他漂流不安、寻找港湾的船只看见了。
写作的过程，非常辛苦。安德烈和我说汉语，但是他不识中文。所以我们每一篇文章都要经过这几道程序：
一、安德烈以英文写信给我。他最好的文字是德文，我最好的文字是中文，于是我们往前各跨一铂半途相会--用英文。
二、我将之译成中文。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和他透过越洋讨论--我玫通的语言是汉语：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为何用这个词而不用那个词？这个词的德文是哪个？如果第二段放在最后，是不是主题更清楚？我有没有误会你的意思？中文的读者可能无法理解你这一个论点，可否更详细地解释？
三、我用英文写回信，传给安德烈看，以便他作答。
四、我将我的英文信重新用中文写一遍--只能重写，不能翻译，翻译便坏。
四道程序里，我们有很多的讨论和辩论。我常批评他文风草率，“不够具体”，他常不耐我吹毛求疵，太重细节。在写作的过程里，我们人生哲学的差异被凸显了：他把写作当“玩”，我把写作当“事”。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也出现对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认真；我有八分的认真，二分的知性怀疑。他对我嘲笑有加，我对他认真研究。
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你得从头学起。你得放空自己。
专栏写了足足三年，中间有多次的拖稿，但总算坚持到有始有终。写信给他的年轻读者有时会问他：“你怎么可能跟自己的母亲这样沟通？怎么可能？”安德烈就四两拨千斤地回信，“老兄，因为要赚稿费。”
我至今不知他当初为何会答应，心中也着实觉得不可思议他竟然真的写了三年。我们是两代人，中间隔个三十年。我们也是两国人，中间隔个东西文化。我们原来也可能在他十八岁那年，就像水上浮萍一样各自荡开，从此天涯淡泊，但是我们做了不同的尝试--我努力了，他也回报以同等的努力。我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十八岁的人，他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
日后的人生旅程，当然还是要漂萍离散--人生哪有恒长的厮守？但是三年的海上旗语，如星辰凝望，如月色满怀，我还奢求什么呢。
内容简介
《野火集：二十年纪念版》介绍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龙应台的这把野火，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直烧到了今天，已成燎原之势。无论是大卢还是台湾，甚至凡是有华人的地番都能见到野火的影响。二十多年来，野火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共同符号。
作者简介
龙应台，近年来常驻三个地址：香港沙湾径二十五号滨于海，台北仰德大道白云山庄藏于涩金华街月涵堂隐于市。写作教书兼成立基金会推动全球意识之余，最流连爱做之事，就是怀着相机走山走水走大街小巷，上一个人的摄影课。
目录
纪念版序
天真女侠龙应台杨泽——走过野火时代
新的“野火”，从哪里开始？——写给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
八○年代这样走过
从“一舅四”出发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生气，没有用吗？
生了梅毒的母亲
难局
美国不是我们的家
幼稚园大学
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不一样的自由
正眼看西方
“对立”又如何？
焦急
机器人中学
我的过去在哪里？
以“沉默”为耻——为高雄市民喝彩
啊！红色
不会“闹事”的一代——给大学生
自白
奥威尔的台弯！
精神崩溃的老鼠
台湾是谁的家？——啊！光复节！
容忍我的火把——与一位告密者的沟通
在“一舅四”以后
野火二十年
弱国，你会说“不”吗？
民主？理直气壮罢了！
我的台湾意识
野火二十年
从“当家”到“做主”向阳——二十年后重读龙应台《野火集》有感
不能熄火余光中
第三度成功余秋雨
野火不尽何怀硕
龙应台的启示林达
期待新加坡的龙应台？柯思仁
直言不讳与包容同等重要柏杨口述／丁文玲记录——柏杨看“野火”龙应台
三月的杜鹃纪蔚然
期待“新火”相传马以工
龙应台如何在香港放火？马家辉——谈“外来学者”的“知识介入
一把野火烧出一片天马森
非线时代的线性记忆陈浩
现在，龙应台，正“合末逐本”张作锦——她借孙文的话问道：中国有四千年文明，为何无
地如香港者？
海外，留一星火种傅承德
检验龙应台杨渡——关于《野火集》二十年
自由精文明标准杨照——给龙应台的一封信
再点野火汉宝德
且赋招魂龚鹏程——为《野火集》出版二十年而作
精彩书摘
天真女侠龙应台——走过野火时代
《中国时报》副总编辑杨泽
一舅四年，小红帽闯入野狼昏昏欲睡的森林
二十年前写《野火集》的那人，并不是野狼，而是小红帽。
二十年前的冬天，《野火集》出版，在台湾畅销大卖，二十一天内再版二十四次，盛况空前，读者反应热烈，遍及各阶层，尤其对学运世代前后的五年级有深刻影响，据说后来俨然成了人手一本的学运指南或社运手册，几乎每个家庭都可以找到那么一本，反正不是兄姐，就是弟妹中的某个人买回来的，普及程度有如当年许多家庭必备的“培梅食谱”。
过完年的春天，龙应台跑来纽约，一心想赴联合国总部“朝圣”，会会那些她心仪已久的保钓健将刘大任、郭松菜等人，由当时任人间副刊海外联络人的我充当地陪。我已经记不得当时大家都聊了什么，独独对龙一面之缘的印象，十分鲜活。记得这个身躯瘦弱的龙应台，苍苍白白，忧忧郁郁的，一副纯真无邪模样的文艺少女，却满满的愈忧民情怀，相较于那几位，几乎也是整整二十年之前，在《中央日报》头版被冠上“匪”字号的左派大哥们，她时而沉思，时而怔忡的神情，似乎不清楚，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像个闯了大祸的小女生那般。
内容简介
作为华人世界率性犀利的一枝笔，龙应台的文章有万丈豪气，然而《孩子你慢慢来》却令人惊叹，她的文字也可以有万丈深情。
《龙应台“人生三书”之一：孩子你慢慢来（彩插新版）》这本书里的龙应台是一个母亲，与的本质和起点素面相对，作最深刻的思索，最不思索的热爱。面对初生至童年、少年时期的两个孩子（华飞、华安），从出生，到开始说话、识字、逐渐认识这个世界，书中有忍俊不禁的童真，有无法抑制的爱怜，也有母子的无奈和迷惑。它不是对传统母职的歌颂，它是对的实景写生，只有真正懂得爱的作家才写得出这样的生活散文。
后来，15岁的“底笛”（弟弟）说：“有时候，妈妈带我们在草原上放风筝。草原那么大，草绿得出水，我们躺下来，看风筝在天空里飞。我觉得我可以一辈子躺在那里。”
后来，19岁的“葛格”（哥哥）说：“尽管我们之间一直有这种成长的‘拔河’，母亲却仍然以一种安静的、潜移默化的方尸把我教育成了一个，用她的语言来说，‘像一株小树一样正直’的人。”
而最初，34岁的母亲（龙应台）说：“我，坐在斜阳浅照的台阶上，望着这个眼睛清亮的小孩专心地做一件事；是的，我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他从从容容地把这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孩子你慢慢来，慢慢来。”
作者简介
龙应台，1952年生于台湾，华人世界率性犀利的一枝笔，33岁着手写《野火集》抨击时弊，21天内再版24次，对台湾甚至大陆发生深远的影响。34岁第一次做母亲，自称从此开始上“人生课”，且至今未毕业——“人生三书”《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目送》，是这堂“人生课”中的三本“作业”。
精彩书评
孩子一天天长大的时候，妈妈却一天天的在老去。她经常忘事情，走起路来再也没有了原来的风采，上楼的时候不停地叹气说，这腿是不行了。
妈妈，你慢慢来，我们都不急的。
自己当了妈妈之后才发觉，生活是需要节奏的，也是需要变奏的。当我耐心地静静地看着小孩子为不同形状和颜色的积木找到它相应的位置时，并且笨手笨脚地放不进去的时候，就想起妈妈昨天翻箱倒柜的找着什么，问她找什么，她想想又说不上来的样子。
妈妈，慢慢来。
——读者
目录
【妈妈的序言】蝴蝶结/龙应台
初识
龙
那是什么
终于嫁给了王子
野心
欧嬷
写给怀孕的女人
他的名字叫做“人”
啊！洋娃娃
寻找幼稚园
神话·迷信·信仰
男子汉大丈夫
渐行渐远
读《水浒》的小孩
一只老鼠
葛格和底笛
高玩
放学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触电的小牛
【孩子的跋语】
我这样长大/华飞（15岁的弟弟）
放手/华安（19岁的哥哥）
精彩书摘
【孩子的跋语】《放手》/华安（龙应台长子）
写童年不是个容易的题目；童年仿佛很近，然而幼稚的记忆是模糊的，片段的印象也没有时间的顺序，我很难找出一条逻辑清晰的线来叙述。儿时跟父亲相处的时间少，但个别的场景分明，大部分的时间都环绕着母亲，但是因为太多，印象就朦胧成一团。
我的父母亲太不一样了：父亲扮演了一个放任自由的角色，但是对我的成长细节没什么理解。相对之下，母亲就变成集责任于一身的严格的教育者，但是又充满温暖。母亲和我最大的歧异在于，我只在乎好玩，她却很在意什么是我将来需要的才能或者品格。譬如钢琴，在母亲面前假装练琴练了八年，其实根本没练，今天也全忘光了；这场拔河，我是赢了。譬如游泳，母亲说游泳重要，所以我就努力杯葛，总是用最慢的速度走向体育馆，好几次，我走到的时候，游泳课已经下课了。被母亲逮着时，她会连拉带扯地把我塞进汽车里，一路“ 押”到游泳池，但是这种猫抓老鼠的游戏，总是老鼠赢的几率高。
我承认自己是个顽皮的孩子。琴得不好，泳游得不精，我也没法倒过来“指控”她说：“当年我小，你应该强迫我啊。”因为我记得那么清楚，当年她就说：“好，现在我不强迫你了，但是你长大以后不要倒过来埋怨我没强迫你喔。”
尽管我们之间一直有这种成长的“拔河”，母亲却仍然以一种安静的、潜移默化的方尸把我教育成了一个，用她的语言来说，“像一株小树一样正直”的人。跟我接触的德国人总是说：“安德烈的思想和举止特别成熟。”我大概不得不感谢我的母亲。是她教了我如何作深刻的批判、理性的思考，尤其是对于现象如何敏锐静观。当然，并非事事美好。我超强的“敏锐静观”能力，往往不是用在该用的地番譬如课堂里枯燥无味的讲课，而是在不该用的地番譬如课堂外头唱歌的小鸟。接连四年的成绩单上，不同的导师却都写相同的评语：安德烈不够专心。
跟什么都“放手”的父亲比起来，母亲简直就是我和弟弟的“家庭独裁”。今天我能够理解了：她对我一方面极其严格，督促我努力学习、认真做事，一方面却又极其讲究自由尊重和理性思考。这两种有点矛盾的态度来自她自己身上两个成长印记：一个是她本身在台湾所受的教养—保守的、传统的，另一个却是，她是一个成长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知识分子——崇尚自由和理性。
华飞所记忆的童年和我作为“老大”的是有差异的。他记忆中，妈妈有很多的口头威胁却从来不曾真正对我们“动武”——那是他的部分。我可记得她的梳子，还有那一支细小的鸡毛掸子，手心打得可疼，有时候也打屁股，还有，总共有两次，她甚至打了我的脸。
当然最多、最鲜明的记忆，还是那些温馨甜美的时光。周末，一整个晚上我们三人围在床上一起朗读、讲故事，整个晚上。从安徒生童话、希腊神话到传统的中国民间故事，从花木兰到三国演义，我们的视野地平线简直是一种无限宽阔的开展。母亲和我们这种亲密相处方尸说起来就仿佛是现代亲子教科书里会鼓吹的一种知性教育范本，但是对于当时的我们，也不过就是晚上与母亲的温存时刻，而且，为了不睡觉，讲故事朗读的时间，能拖多长就拖多长，愈长愈好。
就在我写的此刻，更多的回忆一点一滴地渗进我的思维。以我和弟弟、和母亲的关系来说，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这两个人是我的“家人”，反而比较觉得他们是我的挚友。对我的朋友们我是不太愿意承认的，但实情是，我是在和华飞的日夜厮磨中长大的，而母亲，更曾是我的宇宙核心。一个典型的下午，做了功课（或说，我假装做了功课之后），我们俩一定是在母亲的书房里流连。每当“底笛”和我在书房里乱搞了什么异想天开的事，母亲就会从书桌上抬起头来说：“喂，看看书怎么样？”
她没变，这个句子到今天她还在说—而我也没变，仍旧不爱看书。希望我“发挥潜能”的这个想法在母亲心中，有时会引发一种极其尴尬的情况。我记得五年级时，母亲收到学校一个通知：如果认为孩子有音乐天分，家长可以带孩子去面试，以便进音乐资余。母亲以为这是所有孩子都得上的课，因此如约带了我，准时到达了音乐教室门口。坐在钢琴旁的老师，要我开口唱一首最简单的德国儿歌，我却当场吓呆了，一个字都唱不出来，咿咿呀呀不成音调，手指放上琴键，却一个音也不下去。音乐老师显然不耐烦了，跟母亲解释，这是有特殊“天分”的孩子才需要来，母亲却觉得，她收到的信明明说是每个人都得来的。
当然母亲理解错了。
那是第一次，我发现，德国是一个母亲不熟悉的“异国文化”，在这个孩子的“异国文化”——我的“本土文化”里，我比她还行。十岁，我就发现，在抽象思维和大视野、大问题上，她好像懂得很多，但是德国生活里的琐琐碎碎、点点滴滴，华安懂得多。因为这种“分裂”，我就常常和她有不同意见，最严重的时候，甚至还因为有这样不进入“状况”的母亲而觉得羞愧。
今天，我却以母亲的“异国文化”为荣，以这样的母亲为荣。即使我们在过去的岁月里常常有沟通的困难，我想告诉她：不要忘记这些过去的记忆，因为这些记忆，会跟着我们的人生，一生一世，只不过，它们不再像我们儿时那么的明显。你可以说：“孩子你慢慢来”，可是有时候，快快地“放手”或许也是必要的。我知道，这很难，难极了，但是如果你记得我们儿时的甜蜜时光，如果你知道你在我们心中永远的位置，或许，它就会容易一点点。
【孩子的跋语】《我这样长大》/华飞（龙应台幼子）
十二点四十五分，终于到家。
村子里的维多利亚小学离我们家大概只要走十分钟，但我通常需要两三倍的时间。十二点一放学，几个死党就会讨论：今天走哪条路？每天试不同的路线。我们走得很慢很慢，边走边玩。最“秘密”的一条路，是绕到学校后面，穿过一个坟场，半片无人的森林。
当然，在小店“写写”逗留一番是绝对必要的。“写写”是学校附近唯一的小店，卖文具纸张还有玩具。我们每天去看有没有新的“乐高”，然后算算还要存多久的零用钱，才买得起。所有维多利亚小学生都熟悉的那个女老板，总是用一种很不高兴的眼光往下面盯着我们看，一副恨不得把我们都抓起来丢出去的表情。最奇怪的是，她的德文姓是“热情”，我们礼貌地叫她“热情”太太。
一进门我就习惯地大喊，“妈，我回来了！”
楼上书房就传来一声“好”的回答，然后一定是打喷嚏。妈妈有花粉热。
不情愿，但是没办法，回家第一件事一定是写作业。一边写作业，一边闻到厨房里传来的香味：好像是洋葱炒猪肝，还有香喷喷的泰国香米饭。功课只有一点点，做得差不多的时候，饭菜大概已经摆上了桌。这时哥哥华安也到了家，大概一点半，也就是一起吃饭的时候了。
饭桌上的谈话，总是绕着学校吧。我很热切地要报告今天老师教的我们的“村史”——村子里有条小溪，我们常到那条小溪里用手抓鳟鱼。“村史”地图把那条小溪画了出来。
吃过饭之后，就真的没事干了。我就跟着妈妈走进她的书房。我趴在她脚边的地毯上画漫画，她在书桌上写字（要到好多年之后才知道她是在写“文章”）。
她一直打喷嚏。我动不动就去纠缠她，坐在她腿上，跟她说东说西，一看她又低头写字了，我就又要她下来，跟我一起趴着，看我画的东西。现在回想，真不知她那时怎么写作的。
时间慢慢走，总在这时候，华安从他的房间大喊，“妈妈，作业做完了，我可不可以去踢球？”妈妈的反应永远是大惊小怪：“怎么可能？你每天的作业只做十五分钟都不到啊？人家台湾的小朋友要写三个小时呢，德国教育有毛病！”她就离开书桌，拿起华安的本子翻一翻，华安咕噜咕噜胡乱解释一通，妈妈就准了。
但是慢点，有条件：“你让弟弟跟你一起去好吗？”
华安太不情愿了，因为他觉得小他四岁的小鬼很烦人，很黏，很讨厌。他就跟妈妈磨来磨去，就是不肯让弟弟跟着他。我呢，站在一旁，假装出无所谓的样子，甚至于酷酷地说：“我根本不想去。”但是，唉，心里想死了：拜托，让我去吧。
结果多半是哥哥让步了，我们一高一矮就抱着球，出了门。
球场非常简单，其实只是一块空地，加一个老旧的门。一下雨就满地黄泥。华安的伙伴们已经在等他。我们开始死命地踢球，两个小时下来，头发因为泥巴和汗水而结成块，鞋子里满满是沙，脸上、手上、腿上，一层泥。可以回家了。
有时候，哥哥铁了心，就是不肯让我跟，妈妈也理解他，不愿勉强。她就会带着我，可能还有“小白菜”——我的小小金发女友，走到家对面那个大草原去采花。都是野花，采了的花，放在妈妈带来的竹篮里，带回家做植物标本。妈妈还给我准备了一个本来装蜂蜜的玻璃瓶，她用剪刀在金属瓶盖上啄出几个洞。草原上的草长得很高，蚱蜢特别多，蹦来蹦去。我就一只一只抓，抓到的放进玻璃瓶里。原来那些洞，是让蚱蜢呼吸的。
玻璃瓶里装了几十只蚱蜢之后，我们就回家。我把蚱蜢再一只一只从瓶子里倒出来，倒到我们的花园草地上。也就是说，我开始饲养蚱蜢。
可是好景不长，很快我就发现，蚱蜢把我在花园里很辛苦种下的番茄都给吃掉了。
有时候，妈妈带我们在草原上放风筝。草原那么大，草绿得出水，我们躺下来，看风筝在天空里飞。我觉得我可以一辈子躺在那里。
然后就是晚餐时间了。晚餐，通常是由我们的匈牙利管家煮的。她常做匈牙利炖牛肉给我们吃。
吃过晚餐以后，妈妈准许我和哥哥看一点点电视，大鸽个小时到一小时，绝不超过。对这个她特别严格，一点不心软。时间一惮妈妈就出现了。像个母鸡一样，把我们半推半牵带到浴室。“刷牙”的仪式是这样的：浴室有两个洗手台，她放一只矮脚凳在一个洗手台前，那就是让我踩上去的地坊我太矮，上了矮脚凳才看得见镜子。她就靠在浴缸边缘，看我们刷牙，洗脸，换上睡衣。哥哥转身要走，她就大叫：“牙套——”哥哥矫正牙齿三年，我听妈妈叫“牙套——”也听了三年。她总是用德语说“牙套”这个字。
洗刷干净了，接着就是“孙悟空时段”。我们坐在床上，哥哥和我并肩靠着枕头，被子盖在膝上。妈妈坐在床沿，手上一本敞开的《西游记》。她并不照着书本念，而是用讲的。我们也不断地七嘴八舌打断她：“那孙悟空身上总共有几根毛呢？”“猪八戒用鼻子还是用嘴巴呼吸？”她永远有办法回答我们的问题，而且回答永远那么生动那么新鲜有趣。同时跟我们看图，让我们认识故事里每一个人物的个性和造型。
听到猪八戒“怀孕”的那一段，我和哥哥笑得在床上打滚，然后哀求妈妈“再讲一次，晚一点睡觉，再讲一次……”
再怎么耍赖，睡觉的时刻还是逃不掉。讲了二三十分钟故事之后，她就把书阖起来，一个人亲一下，然后就关了灯，轻手轻脚带上门。
我们在黑暗中，听她轻轻的脚步声，走向她的书房（也要好几年之后，我够大了，才知道，每天晚上，这个时候她才能开始写作）。
她一走，我们就从被子里出来，开始捣乱，“躲猫猫”的游戏正式开动。我们悄悄开灯，玩“乐高”积木，或者大声讲话，或者躲到衣橱里去，就是想等她发现，等她来。没几分钟，她不放心，果真来了。假装生气地骂人，把我们赶上床，关灯，关门，又回到她的文章。她一走，我们又像老鼠出洞，开灯，钻到床底下，唱歌、说笑……等她来。
她又来，这回有点气急败坏了，把我们从床底下揪出来。
她不太知道的是，她愈是气急败坏，我们愈兴奋。搞得妈妈无法工作，给我们莫大的成就感。
这样来来回回好几回合之后，都过十点了，妈妈会气得拿出一支打毯子的鸡毛掸子，做出很“狠”的样子，“手伸出来”。我们就开始绕着房间逃。
她怎么也打不到。见她老打不惮心里的得意到今天还记得。当然，也要等到长大之后，才发现，唉熏她不是真的打不到啊。
最后，我们自己把自己给累倒了。倒在床上，筋疲力尽。
模模糊糊中，感觉有人进来，那胜作了一整天的爸爸回来了。他轻轻地推门进来，走到我床边，摸摸我的头，弯下身来在我耳边很轻很轻地说：“晚安，孩子。”
——写于十五岁时在香港
前言/序言
【妈妈的序言】《蝴蝶结》/龙应台
“阿婆，我要这一束！”
黑衫黑裤的老妇人把我要的二十几枝桃红色的玫瑰从桶里取出，交给小孙儿，转身去找钱。
小孙儿大概只有五岁，清亮的眼睛，透红的脸颊，咧嘴笑着，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他很慎重、很欢喜地接过花束，抽出一根草绳绑花。花枝太多，他的手太小，草绳又长，小小的人儿又偏偏想打个蝴蝶结，手指绕来绕去，这个结还是打不起来。
“死婴哪，这么憨慢！卡紧，郎客在等哪！”老祖母粗声骂起来，还推了他一把。
“没要紧，阿婆，阮时干真多，让伊慢慢来。”
安抚了老祖母，我在石阶上坐下来，看着这个五岁的小男孩，还在很努力地打那个蝴蝶结：绳子穿来穿去，刚好可以拉的一刻，又松了开来，于是重新再来；小小的手慎重地捏着细细的草绳。
淡水的街头，阳光斜照着窄巷里这间零乱的花铺。
回教徒和犹太人在彼此屠杀，埃塞俄比亚的老弱妇孺在一个接一个地饿死，纽约华尔街的证券市场挤满了表情紧张的人—我，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这个孩子从从容容地把那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
“王爱莲，补习费呢？”
林老师的眼光冷冷的。王爱莲坐在最后一排；她永远坐在最后一排，虽然她个子也矮。六十个学生冻冻地缩在木椅上，没有人回头，但是不回头，我也能想象王爱莲的样子：蓬乱的头发一团一团的，好像从来没洗过。穿坠脏破烂的制服，别人都添毛衣的时候，她还是那一身单衣。冬天里，她的嘴唇永远是蓝紫色的，握笔的手有一条一条筋暴出来。
“没有补习费，还敢来上学？”
林老师从来不发脾气，他只是冷冷地看着你。
“上来！”
王爱莲抽着鼻涕，哆哆嗦嗦走到最前排，刚好站在我前面；今天，她连袜子都没穿。光光的脚夹在硬邦邦的塑胶鞋里。我穿了两双毛袜。
“解黑板上第三题！”
林老师手里有根很长的藤条，指了指密密麻麻的黑板。
王爱莲拿起一支粉笔，握不住，粉笔摔在地上，清脆地跌成碎块。她又拾起一支，勉强在黑板边缘画了几下。
“过来！”
老师抚弄着手里的藤条。全班都停止了呼吸，等着要发生的事。
藤条一鞭一鞭地抽下来，打在她头上、颈上、肩上、背上，一鞭一鞭抽下来。王爱莲两手捂着脸，缩着头，不敢躲避，不敢出声；我们只听见藤条
扬上空中抖俏响亮的“簌簌”声。
然后鲜血顺着她纠结的发丝稠稠地爬下她的脸，染着她的手指，沾了她本来就肮脏的土黄色制服。林老师忘了，她的头，一年四季都长疮的。一道一道鲜红的血交叉过她手背上紫色的筋路，缠在头发里的血却很快就凝结了，把发丝黏成团块。
第二天是个雨天。我背了个大，跟母亲挥了挥手，却没有到学校。
我逛到小河边去看鱼。然后到戏院去看五颜六色的海报，发觉每部电影都是由一个叫“领衔”的明星主演，却不知她是谁。然后到铁轨边去看运煤的火车，踩铁轨玩平衡的游戏。
并不是王爱莲的血吓坏了我，而是，怎么说，每天都有那么多事要“发生”：隔壁班的老师大喊一声“督学来了”，我们要眼明手快地把参考书放在腿下，用黑裙子遮起来；前头的林老师换上轻松的表情说：“我们今天讲一个音乐家的故事。”等督学走了，又把厚厚的参考书从裙下捞出来，作“鸡兔同笼”。
要不然，就是张小云没有交作业；老师要她站在男生那一排去，面对全班，把裙子高高地撩起来。要不然，就是李明华上课看窗外，老师要他在教室后罚站，两腿弯曲，两手顶着一盆水，站半个小时。要不然，就是张炳煌得了个“丙下”，老师把一个写着“我是懒惰虫”的大木牌挂在他胸前，要他在下课时间跑步绕校园一周。
我每天背着，跟母亲挥手道别，在街上、在雨里游荡了整整一个月，记熟了七贤三路上每一个酒吧的名字，顶好、黑猫、风流寡妇、OK……
被哥哥抓到、被母亲毒打一顿，再带回林老师面前时，我发觉，头上长疮的王爱莲也失踪了好几个星期。我回去了，她却没有。
王爱莲带着三个弟妹，到了爱河边，跳了下去。大家都说爱河的水很脏。
那一年，我们十一岁。
淡水的街头，阳光斜照着窄巷里这间零乱的花铺。
医院里，医生正在响亮的哭声中剪断血淋淋的脐带；鞭炮的烟火中，年轻的男女正在做永远的承诺；后山的相思林里，坟堆上的杂草在雨润的土地里正一寸一寸地往上抽长……
我，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望着这个眼睛清亮的小孩专心地做一件事；是的，我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他从从容容地把这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
孩子你慢慢来，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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